今年是北大百年校庆，也是戊戌变法百年，即此一点并非巧合的因缘，便可说明北大与中国近现代史剪不断的干系。没有变法自强首在培植人才的通识，不会有京师大学堂的创立；而随着光绪帝幽囚、康梁出逃、六君子弃市，变法失败，大学堂却成了仅存的变法成果，这实在可说是北大与中国文化教育的喜事。五四运动再次使北大载入史册，并因而改写了北大校庆日———据陈平原先生考证，北大的校庆其实应该是12月30日。（见《读书》1998年第1期《北京大学：从何说起》）
这些可说是北大的正史。但老北大掌故与北大人轶事所串起来的北大“野史”，或许更有魅力，也更广为流传———《世说新语》中人物原比二十四史中的帝王将相更为令人向往，且更加难忘。张岱所说的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疵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”，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个中原因。在北大百年校庆之时，陈平原、夏晓虹编的《北大旧事》似乎可当作讲述老北大故事的轶事集来阅读：虽然前两辑“校史拾零”、“我在北大”仍接近北大正史，但后面“红楼掌故”、“外景素描”二辑文章却不妨当作世说甚至聊斋来看。
编者界定的老北大指的是1898－1937年一段时期。民国元老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，“循‘思想自由’原则，取兼容并包主义”，不仅促成了北大的彬彬之盛，更确立了北大的个性与真精神，北大人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也缘此而生。文、史、哲学科中的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黄侃、刘师培、周氏兄弟、孟森、陈垣、汤用彤等大师荟萃，简直可谓是中国学者的“全明星队”，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清华国学院的“四大导师”与章太炎了。这些学者之享大名，固然是由于其学问，但学界之外，知道他们却多由其轶事逸闻。辜鸿铭的《春秋大义》未必有多少人读过，但其拖着辫子、戴着瓜皮帽的形象和茶壶茶杯的妙喻，却是广为人知。蔡元培备受北大内外的敬重，但也不妨时人以之与辜氏并置：“古今中外蔡校长，瓜皮小帽辜鸿铭”。其他如钱玄同买鞋两只同为一脚、刘半农穿“鱼皮鞋子”、胡适为校园餐厅题联“学问文章，举世皆推北大棒；调和烹饪，沙滩都说海泉成”……这些说者或许无心，传者却为有意的逸闻，虽说无法坐实，当不得正史材料，却可以说明北大人乃有癖有疵，免去张岱的疑忌大概是没问题了。
有趣的是，在追忆文章中，北大人无论是名教授（如周作人）还是学生（如柳存仁），也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（如张中行），都不约而同地对这些趣闻轶事情有独钟，而对北大的荣耀与贡献却很少着墨。这似乎形成了一种传统，也更显轶事的魅力。谢兴尧在《子曰丛刊》上写《红楼一角》，周作人读后乘兴写了《红楼内外》，“聊以当豆棚瓜架下的消暑资料”。单就“吃”一项，众多文章中便点出以北大师生命名的“马先生汤”、“胡适之鱼”、“张先生豆腐”，徐讠于更在《北大区间的小饭铺》一文中，由学生饭店赖账，进而解释何以“北大女生不常嫁北大男生”。这些轶事组成的校园风景，读来真令人时有会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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